我叫杜秀珍，原在东北锦西市一家国营拖拉机配件厂做中层干部。1970年我和第一个丈夫老信结婚，就在蜜月中，老信突然被逮捕，据说是他的家庭有“历史问题”。老信被放回来后，患上了心因性精神分裂症，此后的10年里，他年年都要进精神病院，少则数月，多则大半年。
1981年，我34岁，老信跳楼自杀了。有一天，一位大姐说：“小杜，你一个人生活太寂寞，不如领养个小孩吧。”第二天她真拉我坐火车到了一个名叫兴城的偏僻地方，一进那家姓王的农家，我顿时惊呆了：屋子里一贫如洗，四五个小孩趴在又黑又冷的土炕上，盖着全家惟一的一床脏被子。那家女人哀哀地望着我说：“大姐，你看哪个好领走就行。”床上的孩子们顿时大哭起来，齐齐往后缩。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扭头就想走，那女人扑通一声跪下：“大姐，这么多孩子，我真养不活了。”我心一酸，接过她递来的那个最小的女孩，她已冻得奄奄一息，如果我不抱走，她真活不了几天。我在炕上放下50元钱就出了门，背后传来那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1981年7月，山东姨父来信，说他认识一位下乡知青叫朱龙祺，人品正直，心地善良，目前在济南某医院干临时工，妻子很早就病逝了。两个星期后，朱龙祺来了一封信，开头是：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目前生活窘迫至极，请你一定有心理准备。他的字刚劲、漂亮，有一种生活的苦难压抑不住的豪气。
第二封信只有两张照片，一张一寸的是朱龙祺，戴着黑框眼镜；一张两寸的，是两个孩子的合影：一个是六七岁的男孩，另一个是两岁左右的女孩。同事们说：不行，这个人30多岁了还是临时工，你图什么？难道你自己不想生个亲骨肉？他们的话让我很矛盾。第三封信随即而至，这次长达五页，写满了他的半生坎坷：朱龙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尽管高考全校第一，但因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旅长而不能通过政审，他一气之下到了偏僻的鲁北商河县，做了林场的临时工，自学医学、书法、绘画，很快在县里出了名……虽是自述成绩，口气却朴实，特别是这样一段话感动了我：“孩子们太可怜了，我有过两次婚姻，朱杰的母亲得的是心脏病，他母亲去世时他才3岁。朱理在母亲去世时，才8个月！她临终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照顾好孩子！我愿意承受命运的苦难，可我的孩子们是无辜的。谁能爱他们，减轻一点他们失去母亲的痛苦呢？”
1981年11月，我决定结婚。尽管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那不足半年就积攒了厚厚半尺高的信件已经让我们心灵和感情交融在一起了。
我们约定在火车站见面，那时他会戴一双白色的线手套。
远远地朱龙祺走向我，他的背佝偻着，脸又黄又瘦，围着一条打补丁的围巾，一点没有照片上的风采。我的心不由一沉，真希望不是他，可举目望去，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只有他戴着白线手套。他根本没留意我的迟疑，一把抱起养女，对我说：我们去照张结婚照！我们来到位于济南大观园的一家小照相馆。养女没进过照相馆，很新奇，我和朱龙祺还没坐好，她就先扑到我怀里嚷着要照相，朱龙祺和蔼地抱过她说：“来，咱们三个先照一张好不好？”
“家”在历山路，是一间人行道上搭建的临时住房。朝向公路的窗户用砖给堵死了，门槛里外都是坑洼不平的地面。屋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简陋的椅子，靠墙的是张巨大的床，两个衣衫不整的孩子怯怯地望着我。
这就是我未来的家么？我几乎快站不住，养女也抱着我的腿，惊恐地看着对面的孩子。朱龙祺默默地放下我的行李，去准备晚饭。香喷喷的米饭，还有满满一大盆白菜炖排骨。孩子们紧挨在饭桌前，一言不发，可吃得香极了。收拾碗筷的时候，朱杰悄悄对我说：“阿姨，妈妈死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在灶前洗碗时，正看见朱龙祺挑出剩菜里惟一的一块肉，放到养女的碗里。
第二天，我们领了结婚证，晚上，我们和三个孩子挤在一张大床上，度过了新婚之夜。后来，我的养女就取名叫朱瑜。
我们没有蜜月，丈夫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我带几个孩子吃过早饭，朱杰从床底下找出个断了胳膊的小橡皮娃娃，说：“这是妈妈给我买的。”他捏一捏，橡皮娃娃叫一叫，我揽着他，抚着他的小脑袋，双泪长流。
天黑了，丈夫下班回来，看到简陋的屋子收拾一新，3个孩子围着热腾腾的饭桌，齐声喊：“爸爸回来了。”丈夫故意问：“谁给你们做的饭啊？”“是阿姨！”朱理奶声奶气。“不，是妈妈！”朱瑜大声纠正。“是妈妈！”朱杰跟着喊。我的眼睛潮湿了。
一个月后，我赶回锦西。为减轻丈夫的负担，我把朱理、朱瑜都带在身边。不久我开始感觉身体强烈的不适、呕吐，请老中医把脉，他仔细听了半天，说我有身孕了。34岁第一次怀孕，真是欣喜异常。可现实中，我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莫说是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就是仅靠我和丈夫70多元的工资，怎么养活4个孩子？在万分矛盾的时候，我曾产生过把朱瑜送回去的念头，然而，想着她母亲那蜡黄的脸和哀求的目光，我想这不是把孩子送上死路么？如果我为了亲生孩子可以送走朱瑜，那我将来会不会为了亲生孩子昧着良心对待朱杰和朱理呢？我毅然去医院做了流产。
从1981年到1986年，是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日子。1986年底，我正式调到济南东郊纸箱厂做了一名炊事员。
丈夫因为两个前妻的长期住院，早已负债累累，为了他和孩子们能多吃一顿肉，我常常把微薄的工资一分一厘地算计到每月最后一天。每天我都不敢早晨去买菜，总是等人家要收摊的时候，去买价钱最低的菜。
我们家平时实行分餐制，朱杰是长子，又是男孩，分给他的饭菜要比两个妹妹多一些。有次家里来了客人，丈夫买了只烧鸡，朱理吃完了自己的又瞅着要抢朱瑜的那份，被我制止了。客人走后，朱理偷偷地对朱瑜说：“你是妈妈亲生的，所以妈妈对你好。但我有亲爸爸。”我听了很生气，与丈夫一商量，今后每逢出门，我总是带着朱理玩，丈夫总是带着朱瑜玩。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召开了家庭会，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我们的亲生孩子，爸爸妈妈对你们一视同仁，也一样爱你们，希望你们彼此也相亲相爱。”
1988年，我们的家几经迁徙，终于住上了一套比较像样的楼房。同时，丈夫因卓越的才干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尊重，几年时间里由临时工一步步做到办公室副主任，最后又成了济南市最大的市级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他的气色和身体渐渐好起来，他总是笑着对人说：“多亏了门槛里面的那位啊。”
1992年，朱杰考上了山东经济学院。那一晚，朱杰斟了满满一杯酒，递到我面前，动情地说：“妈妈，这些年您为我们，为这个家操够了心，吃够了苦，我们三个都在心里把您当成亲妈妈一样看待！”
1992年底，丈夫又调任济南市中医院副院长，他的事业心很强，有时一顿饭端上来三四次吃不上一口，冷了热，热了冷，望着他惟悴的面庞，我说：“这些日子你很累，一定要加倍注意身体。”他半开玩笑说：“我前半生历尽坎坷，只能为自己的生存挣扎，现在总算有机会施展才能为别人活着了，我怎么能不拼呢？再说，我娶了你这样的好妻子，还没来得及报答，我得努力工作，让你过得更好，让上帝觉得你没有选错我！”
1995年7月8日，丈夫下班很早，脸色灰白，说很不舒服。我服侍他躺下，去厨房为他泡茶，忽然听到卧室里“扑通”一声重响，接着朱瑜大喊：“妈妈，爸爸昏倒了！”
20分钟后，丈夫被抬进市中心医院急诊室，大夫说：“朱院长是大面积脑出血，生命垂危！”
两天两夜过去了，丈夫的身子可以动一动了；两个星期过去，他开始含混不清地发音，叫着我的名字。但他的吞咽功能出现严重障碍，仅能依靠输液维持代谢。医生说朱院长的命是保住了，但没有手术治愈的可能，很有可能是一辈子瘫痪。
丈夫是坚强的，当他刚刚恢复神志，就用能活动的右手在我手心一遍遍写下：你放心，我没事。各种治疗方式不断地加到他不堪重荷的身体上，但他再痛再难受也不吱一声，我的心如撕裂般，可我不能哭。
半年后，丈夫终于能站起来了。尽管他嘴角歪斜，动作迟缓，但人们都惊为奇迹。丈夫说：“这是我和秀珍两个人的奇迹，没有她，我不可能再站起来。”
病后的丈夫像换了个人，他经常说：“这些年你跟我奔波不止，得到的欢乐太少了，如今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我争取早些退下来，咱们一起出去旅游，享受天伦之乐。”
他开始学烹饪方面的知识，向朋友要来新、马、泰三国游览图，细细研究。我经常被他描绘的幸福晚年所打动，我常常感慨：半生坎坷，没想到最惬意而温暖的时刻竟是在他大病初愈的时候。可是，我怎能料到：更大的命运打击还在后面！
1997年下半年，丈夫开始觉得胃部不舒服，到医院一查，晚期贲门癌！他无可挽回地消瘦下去。他强忍着精神的痛楚，不断安慰我面对死神，他反而坦然了，只有我知道这种坦然之后是多大的牵挂。看到我时时流露绝望轻生的念头，他着急地说：“秀珍，这个家到今天不容易，孩子们没有父亲，可他们再也不能没有妈妈！只要你在，这个家就不会散。”
1998年7月，朱理考上了烟台师范大学。那时丈夫刚动完第二次手术，高烧不醒。朱理把鲜红的入学通知书放到他枕边，噙着泪一遍遍轻呼：“爸爸，我考上了。”他睁开眼睛，吃力地把朱理的手叠放在我的手上，拍了又拍，朱理流着泪说：“爸爸，您放心，妈妈理解您的意思。”
12月8日，丈夫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收拾遗物，我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为我的妻子征婚。下面一段话是：“20年前，那时我们的国家有10亿人，可是只有一个人敢爱我和我的两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为了我，她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含辛茹苦地把3个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不知道世上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坎坷，不是生命的短暂，而是无法回报她的深情……”我再也读不下去了，泪如泉涌。
刚刚离开丈夫的那个月，我多次想到过自杀。有一晚我独自徘徊于护城河边，望着涟涟的河水，觉得故人已去，不如死了算了。这时，一直偷偷跟着我的朱杰一把抱住我，哭着说：“妈，您愿意看着您的孩子都成孤儿？只要您好好的，我们这个家就在，爸爸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望着他，我心一酸，一霎间，我想起了丈夫临终的嘱托，对，我还有亲爱的孩子们，我不能这么自私，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如今，朱杰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朱瑜从济南中西医学校毕业，有了男朋友；朱理远在烟台上学。孩子们都非常牵挂我。朱杰有自己的房子，但他怕我闷，常常回家住。他的女朋友给我买太极剑让我锻炼身体，朱理每次写信都不忘在最后写：“妈妈，只要你高兴，我们就高兴，爸爸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我明白，这个家，这份浓烈而苦难的亲情凝成的家，值得我用生命和爱一生守护！
（《知音》第4期 杜秀珍口述 王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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